海南巨贪戚火贵

  戚火贵：男，１９５２年生，海南省儋州市人，汉族，在职研究生。
　1985—1989年任海南国营西流农场场长、党委副书记；
　1989—1993年任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1993—1998年任东方市（县）委书记、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8年3月任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劳改局局长；
　1998年4月8日海南省纪委、监察厅对戚火贵立案调查；
　1998年10月3日，检察机关对戚火贵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提起公诉。

　　一、宣判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1998年12月1日上午，8时35分，审判庭内所有目光一齐投向左边侧门：披着白色夹克的戚火贵，趿着拖鞋，卷着裤腿，手提铁镣，步子沉重，走进法庭。今天的判决将决定他的生死。

　　从羁押室到法庭，本来只要走一两分钟，然而戚火贵却走了4分钟。8时31分，法警给戚火贵戴上手铐，押出羁押室。刚走四五步，戚火贵突然双腿发软，蹲在墙根，停了一会儿，才重新挪脚。

　　今天，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戚火贵上诉一案。

　　11月4日，戚火贵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妻子符荣英也因同样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一审判决后，戚火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近一个月，戚火贵老做恶梦，都是应付别人追打，脑子一片混乱。在和律师谈话时，他总说想不通———我坦白了，立功了，为什么还杀我？

　　戚火贵犯下的罪行是空前的：受贿187．6万，还和妻子共同拥有不明财产1100多万。作为一个地方的副厅级党政一把手，他贪婪无度，疯狂敛财，———非法财产，相当于东方市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戚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戚火贵最终命运如何，各界极为关注。今天，旁听席上，800多人挤得满满的。

　　被告席上的戚火贵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一走进法庭，就环顾法庭，咧嘴抽泣。

　　在最后陈述中，他表现出了深深的忏悔。摸出稿子，戚火贵极力保持着平静：“我犯下的罪是严重的，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群众。……我希望我们在位的领导，特别是在市县的领导，从我身上吸取教训。……我的教训是深刻的。……”七百来字的陈述，念了十多分钟，几次哭出声来。

　　符荣英披头散发，一直低着头。在回答公诉人和审判长的提问时，她总是停顿很长时间。陈述中，反复说别人送的红包是她收的，她丈夫并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丈夫也不知道。

　　但法律无情！

　　下午4时9分，审判长宣读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处戚火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原审被告人符荣英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火贵听着听着，面如死灰，浑身颤抖，几欲倒下；符荣英没有听完就昏死过去。两人都是被法警架着退庭的。

　　警车呼啸而去。

　　凌晨押解到庭途中，戚火贵曾几次摇头：“……没想到出事这么快。”

　　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东方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二、举报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利令智昏的戚火贵自然不会料到“出事这么快”。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从1994年起，就陆续有群众向省有关部门举报戚火贵。

　　1997年，省纪委查办原东方市公安局局长吴某倒卖“风彩”三轮摩托车一案时，曾对戚火贵的经济问题进行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抓住戚的尾巴。

　　暂时平安无事的戚火贵，仍然做他的市委书记，仍然霸气十足。今年2月，他还调往某厅任副厅长兼某局局长。

　　1997年10月份后，寄往省纪委反映戚火贵工作作风、举报他经济问题的信件明显增多，但举报内容大多似是而非，线索不清楚。

　　今年春节期间，东方市一位退休老干部给省纪委一名工作人员送来一封举报信，反映戚火贵收受东方市个体户王某一张5万元存折，户名“梁生”，密码“3333”。

　　这条线索举报的人、事、物都很具体，具有重大价值，引起了省纪委、省监察厅领导高度重视，几名主要领导都作了批示。很快，这封信就批转到了监察二室。3月16日，省纪委监察二室8名工作人员赶赴东方。

　　经两天暗访，纪检人员在东方初步摸清了王某给戚火贵送钱的事实。

　　最后的认定是：1996年4月的一天，东方市个体老板王某，来到了戚火贵家。进门后，笑着对戚火贵说：“老大，我做生意赚钱了，给点你花吧。”戚火贵说不要给现金，办个存折就行了。“用什么名？”“梁生。”“哪个梁？”戚火贵顺手找张报纸撕下一角，写了个“梁”字给王某。“哪个生？”“生活的生。”“密码？”“3333。”第二天，王某拉上一个朋友，一起去中国银行东方支行存了5万元，回来后就把存折送去戚火贵家。

　　王某为什么要给戚火贵送钱？原来王某看到在东方新港搞鱼排养鱼有利可图，但已有3人在搞，想挤走这3人，一个人搞。他曾找过别人，但都没有结果。想来想去，想到了这个东方“老大”。但戚火贵收钱后，直到调走也没帮他这个“忙”。后来王某找符荣英还钱，符不理他。王某曾懊恼地对人说：“亏了，亏了，我亏了好几万。”

　　就在纪检人员在东方调查的第三天，一条意外的线索出现了。

　　三、“傻伯”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3月18日，省纪委举报中心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戚火贵以帮助他人找工作为名，收受当事人一张8万元的存折，存折户名为“梁生”，密码为“777777”。举报人自称“黄某某”。

　　又是“梁生”！两条线索惊人地巧合！戚火贵有重大违法犯罪嫌疑。

　　省纪委领导立即指示办案人员：以电话举报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从速查处。

　　但举报人只留下一个姓名。要在东方市几十万人中寻找此人，又不能泄露行踪，以免打草惊蛇，困难可想而知。但一位80多岁的离休老红军提供的线索，一下子使案情柳暗花明，让办案人员顿时兴奋起来。

　　这位令人尊敬的陈老红军，是东方解放后第一任县长，为人耿直，仗义执言。对戚火贵在东方的所作所为，他早就看不惯。在谈戚色变的东方，陈老曾不止一次公开放言———“你们如果要告戚火贵，不敢署名，就写我的名字！”

　　老红军在办案人员慕名找到他时，提供了一个情况：他知道一个人，很可能是举报人的哥哥。根据这一重要线索，办案人员很快找到这个署名人的哥哥———东方市某镇党委副书记。

　　此人原籍临高，后随父母迁居东方，30多岁，矮矮胖胖，貌似愚钝，实则精明，绰号“傻伯”，名气不小，在东方说起，谁都知道。从部队退役后，“傻伯”先在东方国土局任职，后调任某镇党委副书记。戚火贵也讲临高话，一来二往，二人就称兄道弟起来。

　　办案人员找到“傻伯”的弟弟，此人却露出一脸惊讶：“我没有给纪委打过电话，更没给戚火贵送过钱。”

　　再找“傻伯”，“傻伯”也说自己没打过举报电话。

　　谈话陷入僵局。

　　办案人员根据种种情况断定，“傻伯”就是打电话的人。

　　但“傻伯”不傻，就是不开口。

　　四、“求职”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办案人员决定向东方市委求援。市委领导立即找“傻伯”做思想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合作。

　　3月19日晚，在东方市某宾馆，办案人员与“傻伯”再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晓之以理，动之以法。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傻伯”终于开口，细细道出了给戚火贵送8万元的经过———

　　1997年4月的一天，“傻伯”心事重重地来到戚的办公室。

　　戚问：“阿X，有什么事？要大哥帮忙吗？”

　　“我弟弟从部队转业回来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单位。请大哥帮我弟弟安排个好工作……最好能到公安局。我们家是外地来的，免得别人欺负。”

　　“公安不行。超编了，公安厅不给批警衔。要不，去巡警队或交警大队？”

　　“巡警和交警都是零时工……”

　　“……我知道法院还有两个法警指标，我试一试。”

　　“您看着办吧，弄好了，我弟弟会感谢您的。”

　　出门时，“傻伯”回头说：“大哥我想送点东西给您。”

　　戚火贵说：“要送就送个存折吧。”顺手撕下报纸一角，写上“梁生”和“777777”。

　　弟弟能去法院，“傻伯”觉得也不错。于是回家商量，给戚书记送钱。几天后凑了10万。老婆吩咐：做两手准备，办两个存折，一个2万，一个8万。钱是交给堂妹到中行海口分行办事处办存的。

　　几天后，戚火贵打传呼，叫“傻伯”去商量弟弟工作的事。“傻伯”拎着公文包，左侧装上2万元存折，8万元存折放在右边———准备按夫人的意思，戚安排的工种不好只给2万，如果安排到政法系统就给8万。

　　来到戚火贵办公室，戚问：“你没有得罪过法院的院长吧，我准备让你弟弟去法院。”

　　“好，好。”“傻伯”拿出8万元的存折交给戚火贵。戚接过，打开，看了一眼，放进一个信封，用订书机封好，放进抽屉。

　　此后，“傻伯”家人就等。几个月过去，戚火贵那边仍无消息。“傻伯”曾几次电话催问，但戚总以“太忙”为由，拒绝细谈。戚火贵调离东方了，“傻伯”弟弟工作一事仍无着落。几次要戚还钱未果，“傻伯”认为8万元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今年3月，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戚，威胁说：“你不帮我弟安排工作，也不还钱，我要告你！”戚说：“我不是不帮你，我刚到海口不久，等脚跟站稳了，再把你弟搞到海口。”

　　“傻伯”越想越气，正好看到报纸上公布了省纪委的举报电话，一气之下，就拨通了省纪委的电话。

　　五、翻供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傻伯”的供词，只让办案人员高兴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傻伯”一脸灰色，来到办案点，坐下他就说昨天说的全是假的，那8万块钱是他借给戚的，去年已还清，朋友间借钱很正常，不能叫行贿。

　　“傻伯”翻供了。

　　办案人员凭经验，断定“傻伯”昨天说的应是真话。怎么突然就翻供了？这里边一定另有隐情。

　　在办案人员耐心又严厉的追问下，“傻伯”装痴卖傻，低头坐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透露了实情：

　　原来，昨天他回到家后，老婆知道他向办案人员说了实话，顿时大发雷霆，扑上来又打又拧，大骂他害人，把自己也给扯进去了，以后还怎么做人。闹了一会，老婆一定要他跟办案人员说没有这回事。“傻伯”被逼不过，想来想去，觉得老婆说的也有道理，只好答应。两口子一夜没睡好，在枕头上想好了对策。

　　“傻伯”说完，捋起胳膊，上面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女人下手好重！

　　看到“傻伯”那可怜相，办案人员又好气又好笑，让他赶快把他老婆找来。

　　“傻伯”老婆来了，非常紧张，头上直冒冷汗。但她不肯承认为弟弟找工作之事，给戚送过钱，一口咬定钱是借给戚。

　　办案人员反反覆覆讲了不少相关案例。在耐心的思想工作下，傻伯”老婆承认自己思想压力太大，一时湖涂，逼夫翻供，差点酿成大错误。最后两人都证实确给戚火贵送过钱。

　　案情真相大白！

　　省纪委调查组根据“傻伯”的线索，火速赶到中国银行海口分行调查。3月29日，调查结果出来了，“梁生”确曾在中行海口分行存过8万元人民币，密码“777777”，存款人笔迹正是“傻伯”堂妹的笔迹。但令人吃惊的是，银行的信息表明，这笔存款已在儋州分行被人分68次取得干干净净，户名已注销。

　　是不是戚火贵夫妇觉察组织在调查，已在悄悄转移财产？

　　六、突破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调查人员的担心并非多余。符荣英在中行工作，转移赃款极为容易。如果这样，调查取证难度就大了。

　　但调查组分析认为，这次行动非常秘密，戚火贵夫妇不可能知道，必须尽快查清这8万元的下落。于是他们不顾疲劳，又挥师儋州。

　　已注销的帐户要查帐，必须翻阅所有的底单，工作量非常大。在儋州某中行办事处，调查人员从几十捆底单中，一张张仔细地查阅。结果是，不仅找出了全部68张取款单底单，而且出人意料的，68张取款单中，居然有一张取款人名字填的是“戚好军”。

　　“梁生”的存款，“戚好军”怎么能提取？

　　“戚好军”是谁？

　　一调查，发现戚火贵有个弟弟，名字就叫“戚好军”，而且就在儋州工作。

　　但取款凭单上的“戚好军”是不是戚火贵的弟弟？会不会有同名同姓？调查组决定：立即找到戚好军，鉴定笔迹。

　　调查人员紧急分头，秘密走访了儋州市很多部门，最后到市公安局才知道，戚好军在市交警大队工作。为了不惊动他人，调查组直接与市公安局领导取得联系，说明实情后，从公安局设法提出了戚好军的笔迹，并初步判定与取款单上的字体非常相似。迅速请来省人民检察院笔迹鉴定专家赶到儋州。鉴定结果：68张取款单上的笔迹，与戚好军的笔迹完全吻合。完全可以断定：领取“梁生”这笔8万元存款的，正是戚火贵的弟弟戚好军！

　　省纪委领导听取调查组汇报后指示：迅速对戚好军采取措施，从戚好军入手，打开此案突破口。

　　4月1日，调查组在儋州市四处查找，都没见戚好军踪影。省纪委领导为防止万一，打电话请儋州市公安局协助查找。次日，市公安局就派人将戚好军送到了省纪委。

　　在省纪委，戚好军开始谎称这8万元是他跟朋友借的。两天后，戚好军承认这8万元是他大哥戚火贵给他的———

　　1997年5月，某天早上，戚火贵去海口开会。路过儋州时，打电话叫戚好军一起吃早餐。临走时把司机支开，在车上将“梁生”这8万元的存折交给了戚好军，还嘱咐不要乱花，要好好保管。

　　但戚好军好赌。输光了，就忘了哥哥的话。

　　至此，调查组认定，戚火贵有重大受贿嫌疑。

　　七、立案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本报记者王槐毓吴卓谭丽琳

　　4月7日，省委领导听取了省纪委的汇报，同意对戚立案调查，并要求迅速侦破此案。

　　4月8日，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对戚火贵、符荣英两人立案调查。

　　负责此案调查工作的省纪委监察二室全体同志，迅速组成三个小组。第一小组负责对戚火贵谈话；第二小组继续对戚好军展开攻势；第三小组主攻符荣英。

　　戚火贵开始自以为地位高，关系网广，态度很不老实，抱着侥幸的心理，拒绝交待罪行，或者避重就轻胡编乱造，企图蒙混过关。但纪检同志正确分析了戚火贵的心理状态，因势利导，政策攻心。经过反复地较量，戚火贵的思想防线终于被摧垮。

　　第一小组首战告捷，打响了第一炮———4月9日凌晨，戚火贵承认了收受“傻伯”8万元存折的事实。

　　不料，4月10日上午，戚火贵突然翻供，死不认帐。他说他与“傻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钱是向“傻伯”借的，而且已于去年还清，有收据为证。

　　办案人员没想到戚火贵会来这一手。但富有经验的办案人员发现，戚火贵精神恍惚，估计是做贼心虚，一定是在说谎。经过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戚火贵又承认自己做伪证的实情。他交待，今年3月，当他知道省纪委调查自己的问题后，立即让东方某公司经理高某把8万元还给了“傻伯”，不仅让“傻伯”写了个收条，而且还让把落款时间提前到去年7月份。

　　前面提到个体户王某给戚火贵送的5万元存折，经司法部门笔迹鉴定：戚妻符荣英已从银行将这笔款全部取走。

　　4月9日，第三小组对符荣英的谈话调查，进展缓慢。符对5万元存折问题不是装聋作哑，就是东拉西扯，胡编一些情节，不肯交待问题。

　　省纪委领导4月21日亲临办案点，对审查工作重新部署：主攻戚火贵，旁敲符荣英，扩大线索，突破5万元问题。

　　监察二室立即把突破口对准戚火贵，加强攻势，戚火贵又开口了。

　　八、僵局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如实交代5万元事实后，戚火贵收受他人13万元的问题被突破。

　　4月29日，省纪委派员到省检察院，通报了对戚火贵问题的查处结果，转来案件有关材料，建议省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

　　5月4日，省检察院以受贿罪对戚火贵立案侦查。

　　5月5日，省检察院依法搜查戚火贵住宅和其妻符荣英办公室，未获有益线索。5月8日，戚火贵被依法拘留。

　　检察院那边，因缺乏新的线索，深挖戚火贵其他犯罪问题，一时也没有取得进展。省纪委对符荣英继续监控，但几经周旋，也没发现任何破绽。

　　据群众反映，戚火贵在东方这几年，疯狂敛财，估计有千万之巨。但目前查实的只有13万元，应从何处入手，才能扩大战果？

　　符荣英是个关键人物。她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知情人，而且据反映，他人送给戚的大部分财物都经她手。她虽然狡猾，不肯交代问题，但她思想斗争很激烈，压力大，表现非常紧张，突破的希望是有的。

　　果然，符荣英在听说检察机关搜查过她家以后，更加坐立不安，露出急于与外界联系的苗头。在屯昌某办案点，一天晚上她还趁天黑，撕开床单，系成绳子，企图“吊”窗逃跑。办案人员发现时，她已爬出窗外。

　　狗急跳墙了！符荣英反常的表现，更加说明戚火贵有更大的受贿嫌疑。

　　为防符荣英再跑，造成串供、转移赃款后果，办案人员及时转移了办案点，并加强了防范措施。

　　被看管以来，符荣英很不合作。对办案人员问话，她要么顾左右而言它，要么几个小时不吭一声。白天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中午不睡，晚上也只睡两三个小时，但精力很旺盛。常称有病，装疯卖傻，要找医生。对办案人员不理不睬，但对外面来的医生、护士、送饭的服务员等，却反常地热情，总找机会搭话。两位看管她的女同志被她搞得很紧张，大呼头痛。

　　移到琼山某办案点整整4天，符荣英一直这样。

　　5月10日早上，符荣英一反常态，起床后，打扮得漂漂亮亮，非常兴奋，话也很多。

　　两位女办案人员有种预感，觉得今天可能有什么事要发生。

　　九、截信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果然，5月10日这天，符荣英静坐了一个上午，接着便折腾出不少事来。

　　上午11点多，两位纪检女同志到她屋里一看，符荣英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满屋一找，发现窗帘下面露出两只脚。原来符荣英躲在窗户那里，用窗帘包住自己。

　　下午5点多，符荣英又乔装打扮，跳出窗外，沿着廊桥就跑，没跑多远被抓了回来。

　　晚上11点多，两位女同志躺着看书。符荣英先是过来和她们闲聊，接着又劝她们早点休息。还帮着拉灭了电灯。一位女同志起来拉亮了，符荣英又过来拉灭。这样反复了3次。符荣英见两人不肯睡觉，就去洗手间，把门关上。

　　两位女同志觉得奇怪：符荣英今天怎么了？联系到她白天的种种行为，两位女同志觉得不对劲，暗暗提高了警惕。

　　过了半个小时，符荣英还不出来。一位女同志就去敲门，佯装要上洗手间，符荣英才出来。

　　凌晨1点左右，符荣英再上洗手间，一呆又是半个小时。叫出来，过了一会，她又去了。折腾了四五次。

　　3点左右，给符荣英闹得精疲力竭的两位女同志躺在床上，用书盖住了脸，不说话了。符荣英以为她俩睡着了，从里屋蹑手蹑脚走出来，最后一次溜到洗手间。快一个小时了，还不见符荣英出来。

　　两位女同志悄悄走到洗手间门前，突然推门，只见符荣英蹲在浴缸旁边，一手握着一支钢笔，一手拿着一张纸。

　　突然看到两人闯进，符荣英一脸惊惶。只一瞬间，她就迅速把那张纸藏好，捡起浴池边上的一个信封，从两人身边跑出，回到屋里，拉过被子，蒙头就睡。

　　两位女同志觉得很可疑，相互看了一眼，商量了几句。符荣英躲在厕所写什么？写给谁？两人一想，这家伙很鬼，肯定有事！冲进符荣英房间一看，她已坐到床上，右手刚从裤裆里抽出。两人注意到这个动作，令符荣英把东西交出来，符荣英慢慢站起来，把她手提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拿起一张银行存单，说她在洗手间里看的就是这张东西。两人搜了一遍，说符荣英你肯定藏在下边了。符荣英见无法抵赖，突然伸手从裤里抓出一张纸，就想撕掉。

　　说时迟，那时快，两位女同志扑了上去，一人抓住一只手，把她压在床上，不让她撕。符荣英急红了眼，一只手死死捏住信，另一只手乱抓乱拧，把一位女同志的手抓出了血。两位女同志突然被符荣英蹬开，三人一齐从床上摔到地下。

　　身体强壮的女同志，这时抓住了符荣英两只手，用身体死死压住符荣英，另一位女同志便来掰她捏东西的手。

　　符荣英的手终于松开了。

　　三人静静地躺在地上，谁也不说话，只听到彼此喘息声。办案人员截获的是一封非同小可的串供信！　

　　十、信件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办案人员截获的那封非同小可的串供信，是符荣英写给她妹妹和妹夫的。信是用一张酒店房间里的白纸写的，全文如下：

　　“x、x：
　　情况十分火急，请你们即刻到四行要台湾阿姨的电话号码及姓名，并与她取得联（漏一“系”字，可能太紧张，不及细想。———记者注。）上，告诉她，是你姐夫和姐姐叫你打电话给她的，并把我俩的准确姓名告诉她，要她记住我们的姓名，并请她答应如下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两人，求求她了。1，如有人问她海南是否有存款（存钱）（原文如此。———记者注。）？她答有。存多少？壹仟肆佰多万元人民币，港币有陆拾多万。是谁帮助你存放？是我姐姐的大媳妇。为什么你要给她帮你放？她人好，我对她信任。你是如何交钱给她帮你放的？从93年开始，我这（台湾）（原文如此。———记者注。）有人回去我就叫他们带回去换成人民币后交给我姐姐的大媳妇存放。我姐的媳妇收到钱后就带钱给回去的人写一张收据交给我，让我放心，你姐的媳妇叫什么名字？叫xxx。（原文如此。———记者注。）你为什么要把钱拿到海南存，准备投资吗？我是海南人，叶落归根，把一小部分放在海南，怎么用再说。你存的是定期还是活期？有定期有活期，有定期三年的。X：你可以问阿姨是否可以从台湾控告他们。你的存折存单放在哪里，我不回答，我要控告你。大姐手草。”

　　除了这张纸，符荣英还写了一个信封，并在信封背后写着：“请帮我寄出去，请贴一元钱邮票，谢谢。”信封里还塞着5元钱，预备当邮资的。

　　在被人看管的情况下，符荣英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长信，设身处地，有问有答，令人称奇。但聪明反被聪明误，符荣英本想用这封信串供，摆脱罪名，没想到反露出了马脚，不打自招，透露了她和戚火贵有1400多万元存款的天机。

　　这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藏在了那里？挥霍了没有？

　　办案人员兴奋之余，未及松弛，紧张的神经一下子蹦出一串“？”。

　　十一、棘手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符荣英的串供信很快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检察院———这封信说明戚火贵有巨额存款，你们要重视起来，口供拿不下来，赃款追不回来，没法向党、向人民交待！

　　从此，戚火贵的问题从一般升级到了特别严重，办案人员更感责任重大。

　　案子移交到检察院后，5月4日戚火贵被刑事拘留。戚火贵因此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党内违纪，而是触犯了刑律。于是，意识到问题非同小可、惊恐万状的戚火贵，面对反贪干警，突然对在纪委承认的受贿问题来了个全盘翻供。

　　他反复申辩：“傻伯”的8万元，我没要，是“傻伯”自己说要送钱给我，我拒绝了。我告诉他一定要给，不如借钱给我弟做生意，这8万元其实是“傻伯”借给我弟弟的。

　　与此同时，戚火贵弟弟戚好军也翻供了，咬定8万元是他找“傻伯”借的，与哥哥戚火贵没有关系。这时，戚火贵开始着力表白的是，自己为官如何清廉，工作如何有魄力。

　　侦破再次陷入僵局。

　　截信前，办案人员已对戚火贵在东方的住宅和符荣英的办公室进行过细致的搜查，除了一两个数额很小的存折和少量现金，别无他获。可以肯定，如果断定这笔巨款存在，巨款一定早已转移他处。

　　擅于折腾的符荣英此时又开始“做秀”：串供信落入纪委手中后，狡猾的符荣英对千万元财产之事避而不谈，却口口声声说：“你们不要以为信是真的，那是我故意写来骗你们的，是我干的恶作剧。”

　　面对上述三位热闹的表演，办案人员异常冷静———首先明确的是，这封信只是线索，算不上证据。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查清，这一千多万是不是符荣英胡诌的？胡诌的可能性小，那钱会放在哪儿？钱又是哪儿来的？

　　办案人员分析，家已搜过了，符荣英没必要写这封信。再说她为人阴郁，疑心重，又嗜财如命，这些钱她不放在家里，她会放心让别人保管吗，那保管人又会是谁？

　　办案人员决定暂时对戚火贵封锁信的事。他们旁敲侧击戚火贵：“你家的钱谁管……你妻子有没有特别信任的人……她的钱会不会交给其他人保管……”戚的回答十分干脆：“我妻子管，我身上的钱，她都给搜走，她谁都信不过，钱绝不会交给别人管。”

　　现在8万元的问题，戚火贵还避重就轻，百般抵赖，1000多万元的问题，他肯定不会轻易承认。但拿不下二人的口供，物证、人证就无从查找。

　　棘手！这群办了无数大要案的反贪高手不停地琢磨，每天抽两盒烟，舌头变黑，嘴唇起泡，尿也黄得刺眼。甚至有稍纵即逝的闪念———在与戚氏夫妇较量中，会不会败走麦城？

 

　　十二、学法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我们要用法律让戚火贵开口！”身经百战的办案人员果断决策。

　　作为犯罪嫌疑人，戚火贵一开始不愿如实交待问题，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心存侥幸是他们的普遍心理。但戚毕竟有过一定社会地位，担任过多年领导职务，受过党的教育，应该具备较高的认识和辨别能力，只要打好攻心战，让戚火贵读懂法律，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他很可能会自觉选择坦白之路。

　　这时，戚火贵表示暂不请律师。

　　确定攻心战的第一回合是：让戚火贵学法，为他提供法律帮助。

　　5月13日，负责审讯戚火贵的几个办案人员从家里神秘“失踪”。77天后，他们突然又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从这天起，他们住进了海口近郊的某办案点，开始了和戚火贵长达77天的较量。 戚火贵听到他家里有1400多万元巨额财产的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多钱。他跟办案人员说，家里的钱是老婆管，自己沾不上边，知道有不少钱，但到底有多少家产，他说还真不清楚。

　　来到办案点后，戚火贵不再戴刑具。办案人员与戚火贵同吃同住，尽量消除他的紧张心理。审讯几乎都是在看起来似乎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气氛中进行。

　　5月的天气很热，办案人员穿着背心、大裤衩。在戚火贵的房间，他们坐在床上，戚火贵坐床头的沙发。和戚火贵谈话，办案人员不急也不躁，态度平和，没有谁吹胡子瞪眼睛，一句粗话和强硬的话都没用，连“你老实交待问题”也软化成“请你老老实实讲清问题”。

　　但办案人员的每句话都意味深长，说得轻，却落得重。“你当过这么多年的书记，应该懂点法律吧？你知道受贿罪的判刑点、杀头线是多少吗？”戚火贵摇晃着脑袋说：“这个我不太清楚。”办案人员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细心的办案人员早把受贿罪的章节叠好，在关键字句上还划上了横线。把书递给戚火贵说：“我们不急着听你交待，你先学好法，结合自己的事儿，自己给自己量个刑。” 戚火贵接过书。《刑法》规定：个人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判死刑。

　　当天晚上，夜很深了，戚火贵房间还亮着灯，坐卧不安的戚火贵，不停地走来走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第二天一大早，戚火贵脸色苍白，不断喃喃自语：“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十三、交待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5月14日上午，负责看守戚火贵的武警给办案人员送来了一堆碎纸片。

　　原来，今天一大早，戚火贵就在房间里写写划划，趴在桌上写一阵，站起来走一走；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撕。纸片撕得太碎，办案人员拼了半天，也看不出来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戚火贵的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凭经验，他们知道火候快到了，戚火贵就要开口说话了。

　　谈话继续进行。办案人员耐心地引导戚火贵的认罪态度，讲案例，讲政策，戚火贵常常听得呆呆的。

　　办案人员还拿出不少判例让戚火贵看，启发他主动交代问题，检举他人，争取立功，从宽处理。反贪局长曾主办原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善有诬谄他人、受贿一案，他掏出了一封李善有不久前寄自狱中的信。信中，李善有介绍了自己的改造情况，并告诉戚火贵李善有现已从死缓减刑到有期徒刑13年。这些都给戚火贵带来很大的震动。

　　戚火贵开始同意配合检察机关。他要了纸笔，自己写交待材料。但提起笔，想来想去，他又开始动摇，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说，不能说，我这一说，要害好多人的。”

　　戚火贵天人交战，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两天下来，眼圈发红，脸色苍白，戚火贵仿佛一下子衰老了很多。

　　戚火贵的心理交战走到了临界点，办案人员与戚火贵的交锋走到了关键点！面上虽然不温不火，心里却拿定了趁热打铁的主意，办案人员再次给戚火贵摆明利害，临走轻轻地丢下一句话－－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到了16日，戚火贵终于放下心理包袱，仿佛自己给自己壮胆似的大声说：“我说，我说，就是枪毙我也要说……我全说，要给后人留一个教训。”

　　火候已到。办案人员给戚火贵找来厚厚一沓纸和几支笔。戚火贵接过纸笔，趴在桌上就写，一个下午就写出了收受5人共5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

　　在接下来的10天里，几乎全都是戚火贵自己在写，边想边写，常常写到半夜也不睡觉。他对办案人员说，我睡不着，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的问题太严重了。办案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在另一个办案点同时进行的审讯，办案人员却吃了符荣英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十四、装疯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截获串供信的次日，被刑事拘留的符荣英十分难缠，叫人头疼。

　　原来，今天一大早，戚火贵就在房间里写写划划，趴在桌上写一阵，站起来走一走；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撕。纸片撕得太碎，办案人员拼了半天，也看不出来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戚火贵的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凭经验，他们知道火候快到了，戚火贵就要开口说话了。

　　沉默是她对抗审讯的一大法宝———她可以一整天枯坐，一句话不说，而且始终低着头，头发遮住大半个脸，不正眼看你，你也很难看到她的正脸。让她自己写材料，她总说“记不清楚”，好不容易吐出几个字，办案人员作好笔录，一两页纸的内容，她要调过来调过去似看非看反复看，直到三四个小时后才肯签字。对符荣英的这种做派，办案人员无奈之下也习惯了。但叫她们意想不到的是，5月14日上午9点多，审讯刚开始，这个惯于“做秀”的女人，突然使出了一个新花招———装疯。

　　先是捶头跺脚，然后脱光上衣，满屋一阵乱窜，忽而钻到桌子底下傻笑，忽而又爬在地上装狗“汪汪”乱叫，像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折腾。负责审讯的两名女干警，被符荣英突如其来的疯狂举动，弄得手足无措，她们控制不了场面，迅速向守候在外的男同志求援。

　　办案人员火了。一位男干警闯了进去，指着正在地上乱滚的符荣英大声喝斥：“符荣英！你脱吧，我们办了这么多年的案，什么没见过，你高兴脱就脱吧！”这一招儿果然奏效，符荣英像突然打了一针似地被震住了，顿时安静下来，半裸着马上抓起衣服穿上，低着头又开始一句话不说。

　　审讯继续进行，符荣英诡计多端，很懂得避重就轻。她狡辩说：“那信是我写着玩的，你们别相信。”有时还狡猾地套干警———“你们到底掌握了我们多少东西？”

　　过了两天，符荣英又耍出一招———装病。她使劲拍头、捶胸，喊“我好难受，气堵胸口”。说完两眼发直，倒在了沙发上。恰好一位办案人员懂医，摸摸符荣英的头，体温正常；号脉，竟比运动员跳得正常。

　　符荣英继续抗拒，审讯进展得非常缓慢。几天下来，她始终不承认赃款赃物，更不交待赃物赃款的存放地点。

　　符荣英装疯卖傻又装病，还有一招没使，那就是绝食。5月17日，反贪局长来到了符荣英的办案点。他找符荣英谈话，耐心地做了几小时的思想工作。这之后，符荣英就老实了，再也不折腾了。

　　当天晚上，办案人员还给符荣英带来了戚火贵写给她的规劝信。看完信，符荣英没什么反应。接着又给她放戚火贵的电视录像，戚火贵在电视里说：“阿英，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现在只有坦白交待，交出赃款赃物，才能争取政府宽大处理”符荣英看后，嚎啕大哭，而且要求一连看了两遍。

　　当天夜里11点，符荣英突然抬头对办案人员说：“我愿意交代……”

　　十五、寻赃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5月17日夜，符荣英告诉办案人员：“放存折的保险柜，我是今年1月用车拉到我丈夫的堂兄戚xx（姑隐其名，下同。———记者注。）家存放的，戚xx家在儋州xx村，保险柜外面还有一个木柜，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5月18日一早，省检察院办案人员直奔儋州，追查符荣英藏匿的木柜。

　　戚xx很快找到了，办案人员对其进行了法律教育，让他交出符荣英存放的东西。戚xx装出一脸茫然的样子，摇头说：“符荣英和我们关系不好，我们一见面就吵架，她怎么会放东西在我这里，她不是害我吧？”任凭办案人员再三规劝，戚xx就是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存放在他家。

　　办案人员看戚说得如此肯定，心里也起怀疑：莫不是符荣英故意讲假话，借机转移侦察视线？

　　办案人员决定使出“杀手锏”：让符荣英和戚xx通电话，当场对证。

　　通话前，办案人员又对这两人进行教育，讲清政策，并规定，通电话时只准讲普通话，不准讲儋州话。

　　电话接通了，不料符荣英一张口就是谁也听不懂的儋州话!办案人员早有准备，符荣英话音刚落，站在她旁边的人一下子夺过了电话。

　　办案人员耐心对符荣英说服教育，她口气软了下来，答应一定讲普通话。于是进行了第二次通话：符荣英（用普通话）：“xx哥，我放在你那的东西还有没有？”

　　戚xx（一脸迷惑）：“你放什么东西在我这，你不要害我口罗。” 符（声音很大）：“我怎么没有放东西在你那里呢？你是不是搞不见了，还是弄丢了？怎么搞的吗？”

　　办案人员一听不对，狡猾的符荣英是在暗示戚xx，诈称东西没有了，企图蒙混过关。马上又抢过电话。再对符荣英进行一通法律教育。符又答应好好说。

　　戚（大声）：“你到底放什么东西在我这里，你不要乱讲，害我的口罗。”符（急起来）：“我不是放一个柜子在你那里吗？你拿去哪里啦？”戚：“什么柜子，我不知道。”

　　这时，局领导到了关押符荣英的办案点。符发誓说就放在戚xx那里。局领导遂指示办案人员依法对戚xx家进行了搜查。

　　戚家是三间小瓦房，在一小房门后面，发现了一个用纸箱罩着的保险柜。这是一个普通的保险柜，但肯定有名堂———一般人家，哪里需要保险柜来藏东西？还要用纸箱罩起来？ 办案人员顿时兴奋起来。

　　十六、木柜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戚xx却不慌不忙，说这是家里用来防贼的，里面只有一点点钱。办案人员叫他打开，他却说钥匙在他儿子手里。办案人员更加怀疑，坚持让他打开。戚××磨磨蹭蹭，找儿子要了钥匙，很不情愿地打开了保险柜。

　　确如戚××所说，保险柜里只有几千元现金和几个存折，存折金额都不大。办案人员大失所望：这决不是符荣英所藏的赃款。接着又对戚家进行了仔细搜查，连米缸、泥堆都搜了，还是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办案人员有点懊丧地准备离开戚××家。走出戚家大门，他们和在家的省反贪局领导通报了情况。局领导立即再次讯问符荣英，符荣英说就是交给戚××了，没有骗你们。

　　凭直觉，局领导感到符说的应是真话。于是火速下令办案人员重返戚××家，继续盘问、搜查，决不能让戚××脱离控制视线！———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万一他转移赃物，麻烦就大了。

　　看到出门不久又突然返回的办案人员，戚××虽然稍显紧张，但还是一口咬定，没有东西放在他家。

　　在海口的局领导再给符荣英做思想工作，指出坦白是唯一的出路。同时让关在另一处的戚火贵通过录像规劝、斥责符荣英，让她一定要配合办案人员找到东西。符荣英急得差点哭出来，终于表示愿意按办案人员要求讲，让戚××交出保险柜。

　　于是两人进行第四次通话———

　　符（恳求）：“××哥，你拿出来交给检察院的同志口罗。”

　　戚：“没有东西我交什么。”

　　符：“交那个柜子口罗，快交出来吧。”

　　办案人员看火候差不多了，适时地给戚xx说，只要他主动交出东西，按有关的规定，将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戚××不语，开始沉思。

　　两人进行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话：符（哀求）：“××哥，你交出来口罗。我和你弟弟都全部交待了，现在要马上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们就完了，你知道不？我们都求你了。”

　　戚（迟迟疑疑的，沉思了1分多钟）：“．．．．．那你说交就交口罗。”

　　放下电话，戚××提出一个要求：这件事与他无关，也不要影响他的朋友。办案人员同意他的要求。于是戚××带着办案人员到邻近一个叫新南的小村里，从他一个亲戚家，抬出了一个红色木柜———符荣英今年1月份交给他保管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戚火贵、符荣英两人天文数字般的赃款，就放在这个毫不起眼的木柜里？

　　十七、巨款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办案人员带着符荣英藏在她堂哥家的木柜，连夜赶回海口。

　　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木柜，高约80厘米，宽约70厘米，上边是一抽屉，下面是一门，都有暗锁锁住。

　　里面到底有没有符荣英所供认的赃款?

　　当晚11点多，在某招待所。由省武警总队警卫大队队长和三支队队长的见证，办案人员用借来的撬棍依法对木柜开箱检查。木柜的抽屉撬开了，里面空无一物。在场的人心都吊了起来：万一下边也是空的，怎么办？

　　木柜的小门撬开了，里面有东西，一个保险柜！是海口市博爱机械厂生产的警铃牌保险柜。办案人员首先看到的，是柜顶上一个没有加锁的银色小铁盒，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小红盒，小红盒里各有玉镯一个。

　　办案人员不到两分钟就撬开了保险柜。

　　柜门打开，赫然入目的是3个黑色塑料袋包的方块状东西。急忙抓起一包，解开塑料袋，发现里面用塑料纸层层裹紧，剥开一看，是厚厚的10扎人民币！

　　3个袋子，装的全都是崭新的人民币百元大钞———两个各装10扎，一个装着7扎，一共是27扎。

　　紧张工作了14天，办案人员疲惫的脸上没有多少兴奋，只有一个感觉———有了这个保险柜，案就算破了。

　　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

　　接下来搜出的东西叫人眼花缭乱、叫人瞠目结舌、叫人兴奋，也叫人心情沉重。

　　保险柜里还有一个小方型硬纸盒，盒里是一只进口劳力士手表；还有两个黑色红边带拉链的小袋子，里边全是金项链、金戒指、金块等东西……

　　但大头在后头！在最后打开的保险柜小小的抽屉里———3个用透明胶紧裹着的小纸筒里，卷着31张定期存单、3本中国银行存折；一个小包裹，包着15张中行存折、一扎面额不等的外币。

　　办案人员仔细清点，一一拍照……

　　1，活期存折18本，定期存单（大额）31张，总计金额人民币1187．3894万元；2，人民币现金26万元，港币648778元，美元30275．82元；3，金项链35条，金手链4条，金手镯9只，金戒指46枚，金耳环5对，金条8根，金块4块；4，劳力士手表1只，金纪念币1枚。

　　东西之多，超乎想象，办案人员一边清点，一边咋舌。他们办过许多大案要案，这么多赃款，罕见！事先准备的扣押清单竟不够用，办案人员只得半夜开车回局里取。

　　造册完毕已是凌晨1点半。

　　十八、“私房”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符荣英掌握赃款赃物如此之多！戚火贵，有没有也藏了点？

　　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木柜，高约80厘米，宽约70厘米，上边是一抽屉，下面是一门，都有暗锁锁住。

　　办案人员找到戚火贵，点了他一下。戚火贵就主动说出，除了家里的钱，他还有3本中国银行存折，藏在一本地图册里，放在儋州的小弟戚好军处，这件事妻子符荣英并不知道。

　　办案人员立即传来了戚好军。经过讯问，戚好军供认：1997年七八月份的一天，大哥（戚火贵）路过儋州，打呼机叫他出来，给了他一本地图册，叫他好好保存。地图册现藏在老家四行上村，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大哥没告诉他，他也从来没有打开看过。

　　5月26日，办案人员和戚好军赶赴西流农场四行上村戚的老家提取地图册。

　　在卧室，戚好军从衣柜上格，拿出一本地图册交给办案人员。这是一本普通的中国地图册，从封面看，没有任何异常。打开地图册，发现有两页内页粘在一起，里面藏有东西。办案人员小心地打开，就取出了3本中国银行存折。 和戚火贵的供述相符。

　　但细心的办案人员接着发现，地图册最后几页纸有湿感———地图册被人动过！

　　办案人员单刀直入，马上问戚好军，是否动过地图册。戚好军说他真没动过，要是有人动过的话，可能是他母亲。

　　戚好军进去找他母亲。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2本存折，也是中国银行的。办案人员说：“还有。”戚好军无奈，又进去，又拿出了1本，还是中行存折，沮丧地说，真的没有了。 6本中行存折，金额共计24．6万元。又一笔巨款！

　　过后不久，戚火贵又交代，他还有5本存折存在小弟戚好军处。5月31日，办案人员再到儋州找戚好军。这次，戚好军却一口咬定再没有存折了———任凭办案人员怎么说服教育，就是说没有。办案人员判断，他不像在说假话。

　　难道是戚火贵说谎？

　　海口的办案人员再次提审戚火贵。戚想了一会就说“记错了”，应是放在母亲处。在儋州的办案人员接到指令，立即转赴四行上村，找到了戚火贵的母亲。 戚母拿出来的也不是小数———5张存折，共计60多万元！

　　这些放在老家、交给家人保管的11张存折共计90多万元，符荣英不知道，是戚火贵的私房钱。
十九、“贤妻”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熟悉戚火贵的人都说，他从一个好干部堕落成一个为人不齿的大贪官，符荣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符荣英与戚火贵结婚时，只是西流农场医院的一名护士，一个农中毕业的初中生。随着戚火贵的步步升迁，符荣英也节节高升，九年间，由护士到西流农场女职工委员，由委员到乐东国土局副局长，又由副局长到中国银行东方支行副行长，最后由副转正当了行长。其学历也从初中变成了大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她还写过一篇名为《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毕业论文。

　　符荣英对金钱有近乎变态的占有欲。过年过节，别人到戚书记家拜年，所送红包，都由符荣英一人包收。符荣英收红包上瘾的故事很多，广为流传的一个，是1994年戚火贵父亲去世时的事。据传，当时东方去了不少人，股级以上差不多都去了，大有万人空巷之势。他们把红包送给戚火贵的母亲，符荣英见了非常不高兴，竟当场和戚火贵闹了起来。没办法，戚火贵叫母亲把收到的钱给了她，免得她继续闹，后来的红包也全让她收。

　　另据传，戚火贵的小弟回老家摆酒结婚，赴宴的亲朋送的红包，也被符荣英全部拿走。

　　符荣英的手很“长”，不仅有求于她的人的钱她悉数尽收，连戚火贵老母亲的钱，她也不放过。1996年，符荣英要戚火贵回老家主持分家，说你父母干了一辈子工，手里肯定有一笔钱。戚火贵怕她回老家闹，只有叫母亲瞒着弟妹，赶到东方给符荣英送来了一个5000元的存折才了事。

　　符荣英不仅贪婪，而且吝啬。据说，她每日早餐就是白粥下咸菜，咸菜不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箱一箱地批发，图便宜。办案人员在她家搜查时，发现阳台上是成堆的补品、饮料和水果，好多都已经烂掉，也有的成了老鼠的窝。但戚火贵的母亲和妹妹们讲，他们从未给家人带回过吃的东西。

　　符荣英刻薄。她和戚火贵闹矛盾，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贴满“打倒戚火贵”一类攻击、诅咒的小字报。

　　她在东方中行任职的几年间，职工最大的感受是压抑，人人自危。两个副行长，连买一支铅笔的权力也没有。这位东方的“第一夫人”，想整人就整人。工作中抓不到你把柄，你打麻将，她可以派人跟踪你；你和别人闹纠纷了，她会乘机调警察来抓你，然后再停你的职，降你的级。据知情人讲，中行东方支行原来的行长，就是被戚符两人用不正当手段挤走的。

　　戚火贵后来说，符荣英当行长他是不同意的。孰料，“福兮，祸之所伏。”符荣英若不当这个行长，也许落不到现在这个下场。

　　二十、贷款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从某种程度上讲，符荣英与戚火贵相比，贪婪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不少故事和传说可以为证。在东方时，一个何姓老板到戚家作客，闲聊中，何老板问起符荣英的工资收入，符荣英马上逮住机会哭穷：“我们工资低，老戚才500多，我只有600多。”何老板“懂事”地作讶然状：“唉呀，这么点钱怎么够用？”符荣英便顺着杆杆往上爬，立即点拨：“是不够，就靠你们做老板的多支持罗！”

　　作为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的符荣英，也很善于用手里的那支秃笔变钱。

　　陈老板在1994年12月的一天，找到符行长：“我资金周转不过来，请符行长帮忙贷点款。”符荣英十分爽快地同意，并按正规手续贷了100万给陈老板，当时并不提回扣的事。但事后，戚火贵却隔三差五地给陈老板去电话，说要到哪里出差、说要赴哪里考察，还说“你不送送我？”无奈之下，陈老板就心领神会1万、8千地送。据陈自己讲，几个月下来，戚火贵以各种名义要走的钱，就有8万多元。

　　到了1995年4月，还是这位陈老板，又找到符荣英，想再贷款300万元。这一次符荣英就不含蓄了：

　　“你到别的银行贷过款吗？”

　　“我从没贷过款，以前都借高利贷。”

　　“那你知不知到银行贷款应按多少给人家表示？”

　　“我不太清楚。”

　　符荣英便开始教导陈：“别人找我，要按10％，咱们关系不错，就按7％吧！”这样算下来，陈老板应付回扣21万元。于是符荣英叫他给自己办个30万的存折，答应回头再补他10万元现金。

　　300万元的贷款到账不久，陈老板马上转账海口，从中划出30万，用“唐金花”的名字在海口农行开了户。但符荣英坚持要中行的存折，于是陈又按要求用“唐花”的名字在海口中行办了个30万元的折子。

　　身为行长，符荣英的金融知识非常贫乏，业务几乎不懂。她主政期间，东方支行的储蓄额比较高。但揽存不是靠信誉和服务，而是靠符荣英的“面子”，因为只要她在办公室打个电话，东方的一些单位、企业就不敢不把钱存到她那里去。而正常的银行业务却几乎不用开展。两位分管业务的副行长，也被符荣英“雪藏”起来，不许他们与外界接触，不让开展正常的业务往来。

　　戚火贵、符荣英被捕入狱后，不少储户纷纷转存他行，给东方支行带来很大的损失。新任行长说，接手后压力很大，符荣英留下的摊子太烂了，现在急需重塑东方支行的形象，建立正常的业务网。

　　二十一、金条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到5月30日止，戚火贵哗啦啦用了一大沓稿纸和七八支笔芯———写出各种交待材料30多份，列出从1987年到1998年，12年间给他送红包的600多人。单位、姓名、职务、送钱时间、送了多少，记忆惊人，条理清楚，令人叹为观止———总金额是900多万元。

　　办案人员说，戚火贵常常边写边哭，可能是自己被自己吓坏了———为官十来年，搜括的民脂民膏竟如此之巨！

　　有了戚火贵本人的供述，侦查重点开始转向外围取证。

　　其中的四个行贿人被列为重点人头。四人均是名气不小的大老板。他们是戚火贵任东方市委书记后交的“朋友”。在戚火贵的交待里，这四人曾以各种名义“送”过钱，金额都不小，戚也不同程度地为他们谋过利。他们分别是：秦老板、陈老板、王老板和庄老板。

　　经初步摸底：秦、陈、王仍在东方，而庄老板出差广东东莞。

　　5月31日，反贪干警兵分三路驶出海口，悄然来到东方市。是夜，三路人马同时下手，涉嫌行贿的秦、陈、王三大老板被带回海口办案点。

　　5天后，从广东返回海口的庄老板，开车刚到父母家门口，就被跟踪而至的反贪干警截住。

　　审讯步步深入，四人相继招供。

　　东方十所某公司秦总经理是最早相中戚火贵的。秦老板其貌不扬，个子偏矮，大脑门，黑皮肤。在东方富甲一方，大名鼎鼎，号称资产上千万，并且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曾给当地党委和政府、公安局、学校捐了不少钱，口碑不错。

　　1993年4月，戚火贵调任东方市委书记时，是只身赴任，家还留在乐东。新书记一来，秦就托了好几个人，转了八九道弯，最后找到了“引荐人”。

　　5月的一天，秦在“引荐人”、乐东一乡镇书记王某的带领下，第一次叩开了戚火贵在乐东的家门。戚妻符荣英开门接待了客人。

　　王某给双方作了简介，就非常知趣地离开了。房间里就剩下符荣英和秦老板。秦边寒暄，边从包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红绸包，双手递出，说我以前开过金矿，这几根金条是我一点心意请收下。

　　红绸包打开，符荣英就看见8根黄澄澄的东西（大约有200多克重），一根根如口香糖般长，十分可爱。

　　姓秦的底细不明，老戚又刚到东方，这么值钱的东西能不能收？符荣英心里打鼓，手上也稍嫌犹豫。秦是这方面的老手，早已看出戚夫人的心思，于是留下金条，说声“告辞”开门人就出去了。符荣英探头出去，嘟嘟噜噜说了句：这东西不能收，老戚会骂的。也就半推半就关了门收了下来。

　　十多天后，符荣英到东方看戚火贵，提起了秦老板送金条的事，戚火贵果然责备符荣英：“怎么随便收别人的东西。”但没说要还。这8根金条从此锁进了符荣英的保险柜，戚火贵也没再看过一眼。

　　话说秦老板，送出金条后，心中一阵高兴———总算有了书记家的入场券！

　　但他显然低估了戚火贵的胃口。随后的五年里，这位秦老板彻底被戚火贵“套牢”，成了戚火贵的“私人银行”。

　　二十二、“老二”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秦老板也许并不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套牢”。

　　现在的生意人，非亲非故，没有大事求你，不会拐了八九道弯弯自己硬往上贴；水里没有大鱼，也不会糟蹋价值不菲的诱饵。而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俗话说钱不烫手，你拿灿烂的金条开路，热脸还能贴上冷腚？

　　大鱼既已上钩，提杆无须急躁。顺利送出金条的秦老板，并不急于再见戚书记，以致于一个多月了，戚火贵还不知送金条的秦某究竟长的什么模样。

　　生意人出手讲究个火候。一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7月的一天，大名鼎鼎的秦老板出现了。他轻车熟路地在县委招待所找到戚的临时住处。轻轻敲了门，就见到了“久仰”的戚书记。脸上堆了笑小心报了小姓大名，戚书记也爽朗地“久仰大名”起来。手握在一起，也就心照不宣了。这么多年了，秦老板行走江湖颇守游戏规则———去乐东送金条的事，他从未在戚面前提半句。

　　在随后的几年，每到春节，秦老板都会大大方方地揣着红包去戚家拜年。秦和戚后来的供述是，1994至于1998年间，秦送给戚的过年红包有十万元之多。

　　秦老板的“大方”自然很快赢得了戚氏夫妇的好感，秦也自然成了他们眼中的大能人和大老板。

　　秦老板在东方很有名气，据说开过金矿，种过芒果，搞过不少工程，赚了不少钱。而且落了个乐善好施的“企业家”名声。

　　善解人意的秦老板，深知戚火贵爱财、贪财。他常给戚火贵打电话：“老大，我又赚钱了，想给你一点花。”戚火贵在电话里也并不半推半就，说“那你办个存折吧”。

　　如此一来二往，二人便开始称兄道弟起来，形影相随，亲密无比。东方人于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挂在嘴上、骂在心里地称戚书记“老大”，叫秦老板“老二”。

　　秦的“老二”并非徒有其名，而是实实在在管用。那几年在东方，几乎没有“老二”办不成的事。他弟弟是个工人，忽一日想穿警服，戚在调动表上批个“同意”就顺利穿上了。

　　“老二”的一个朋友，揽到了东方市某局和某乡一地产项目，但必须要县领导批字同意才行，于是他找到“老二”合作。几天后，“老二”就拿到了戚的批示：应给予支持。项目很快顺利开工，“老二”因此赚得20万元。

　　第一次找“老大”帮忙就赚了钱，“老二”无比高兴，他决定“分”6万元给“老大”，钱虽不多，但吉利，六六大顺嘛！

　　1995年，“老二”又拿一份报告来到戚的办公室，戚打开一看，是东方县园林站和东方海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对换苗圃工程的报告。戚心里非常清楚，这报告按规定应当由建委报上来，“老二”如此勤快，肯定想揽这个工程，二话没说批了字。1996年，东方工商局要建宿舍楼。局长文某某向戚火贵汇报这事时，戚十分随意地问了句“工程给谁做啊”，局长说想给包工头潘某做。不料戚听后当即表示反对，把个局长弄得当时就愣在那了。

　　这一愣就愣了几天。几天后，“老二”对戚说，他想搞工商局的工程，戚说你去找文某某商量商量。这一商量，文局长才缓过神来，于是心里狠狠地骂娘，手里抓起电话向戚书记汇报：“准备让秦总搞这个工程啦！”戚在电话里默许。“老二”在这个工程中，也大赚了一笔。

　　投桃报李。戚对“老二”也没白帮。

　　二十三、回报
　　●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戚火贵凭手中大权，给秦“老二”办了那么多事，得到的回报当然也很丰厚。经法院最后认定，从1993年至1998年间，“老二”先后分9次共送给“老大”人民币59万元，港币3．5万元。

　　秦老板在讯问笔录中曾坦言：“我给戚火贵送钱，更多的是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当然，也希望他能在经济上也给我帮助。”秦老板所说“寻求政治上的支持”有些语焉不详，他本人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上的追求，但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目的。

　　1995年6月的一天，久未联系的“老二”又打电话：“老大，我又赚了点钱，想送点给你花。”

　　“我马上要去香港，你弄点港币给我。”戚答。

　　后因种种原因，赴港行期推迟到9月。9月某天，即将赴港的戚火贵，正在海口某宾馆美容厅洗头，“老二”打来电话：“老大，你在哪？港币准备好了。”

　　戚火贵告诉“老二”自己的方位。约半小时后，老二驱车赶到，给戚递上一个信封，戚打开一看，全是港币，足足有3．5万元。

　　戚秦二人，一个是东方“权老大”，一个是东方“钱老大”；权钱一旦勾搭成奸，到了勾肩搭背互称兄弟的份上，权钱交易也就极自然地变得赤条条无牵挂的轻松了。问的轻松、答的轻松，送的轻松、拿的轻松，只有赤裸裸的暗示，没有半推半就的“谦让”———被认定的9次交易，都在这种厚颜无耻的轻松中进行。

　　———1997年3月某天，戚和“老二”一起闲聊。聊到半截儿，戚火贵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干了那么多年，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想在儋州买块地，盖个房子，但手中没有钱。”

　　“老二”接过话茬：“想盖房子是吧，我给你弄个存折。”

　　“那好。你就在海口中行办，户名叶可坚，密码就用6个7吧！”同年4月某天，“老二”来到戚的办公室，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存折说“老大，存折办好了”。戚接过一看，金额是23万元，咧嘴就要笑。忽见开户行是工商行，迅速皱了一下眉。“老二”赶快解释，说工行和中行一样，都能通存通兑。

　　———大约过了一个月。“老二”打电话给戚说：

　　“房子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戚说：“钱不够，还差10多万。”

　　“那我再给你办个存折吧。”

　　6月的某天，“老二”再打电话给戚说：“老大现在有空吗？我搞的靶场快好了，去看一下吧。”

　　戚就随“老二”来到工地。在车上，“老二”给戚补送了一本16万元的存折。

　　———1997年7月某一天，“老二”又打来电话：

　　“老大，孩子大学考得怎样？”

　　“考得还行。”

　　“孩子上大学是好事，也需要活动经费，再给你办个存折吧。”

　　“不用了，我这有钱。”

　　“老大，别客气，没有你，哪有我的今天啊。”

　　几天后，老二来到戚的办公室，送上一本10万元的存折。

　　东窗事发后，戚就是用这本存折中的8万元还给“傻伯”的。

　　曾经辉煌的戚火贵，当初也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随着官位的升迁、权力的加大，放松了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私欲迅速膨胀，轻松而疯狂地聚敛民脂民膏，从东方走向他人生的末路。

　　二十四、过去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地处儋州的西流农场是戚火贵仕途的起点。

　　戚火贵在这里工作了13年，最初的他是一个小技术员，然后是生产副科长，科长，最后当上了场长。

　　农场的不少老职工评价那时的戚火贵是个好干部，说他是从基层凭苦干、凭能力，一步一步当上场长的。

　　今年4月，戚火贵东窗事发，被捕入狱。大家才知道，那个曾令他们敬重的“戚书记”，不到十年，已疯狂地聚敛了一千多万的民脂民膏。农场的老职工为他的堕落吃惊不小。得知戚火贵被判死刑，农场的一些老同志还流下了痛惜的泪。

　　1989年，时年37岁的戚火贵，就任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在乐东的4年，戚火贵取得了一些工作实绩，但种种问题也开始暴露。乐东的不少党员干部对戚火贵的今天并不意外。他们当中有人认为，犯罪是戚火贵的必然下场。

　　在疯狂敛财的同时，戚火贵也日渐专横霸道。此类故事和传闻，传的不少传得也远。

　　在乐东，年轻潇洒、风流倜傥的戚火贵，很爱跳舞，于是乐东城乡舞厅遍地。据介绍，一次到某镇检查工作，他问起舞厅，镇委书记说：“有一半群众还吃不饱肚子，哪有钱开舞厅？”没想到戚火贵发火了———开舞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你不开舞厅，不是开拓型干部；还有你不穿皮鞋，哪有领导干部的风度？！干脆调到县里当个括弧局长（意即享受正职待遇的副职干部）算了。

　　果然没多久，这个不开舞厅的镇委书记就因“年纪大了”被调任县里某局副局长，真的被“括弧”了起来。当时，那位镇委书记的年龄是48岁。

　　到了东方后，戚火贵的霸气更足。东方有群众说，戚火贵任东方市委书记时，东方没有法律，只有戚火贵“指示”。他的法律观念淡薄，掌握的法律知识与他的职位极不相称。老百姓说，戚火贵在东方、乐东做的不少事情，简直无法无天！

　　有这样一件事，流传很广：1997年5月4日，市农科路一小孩洗澡，水流到街上，碰巧戚火贵开车路过，他上去就破口大骂，骂人家不讲卫生，不配当城市市民。孩子的父亲翁某见状，顶了他几句，戚马上召来民警要抓翁某，翁见势不妙，趁乱跑掉。戚一气之下，将翁某的妻子及3岁和10岁的儿子抓去派出所，说要拘留15天。直到第二天将翁某抓到，才将母子三人放了。而翁某却因“不讲卫生和辱骂领导”获罪，被收审了32天。

　　在走向终审法庭的囚车里，戚火贵几次对记者嘀咕，说“没想到出事这么快”。囚车一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戚火贵就发现老家来的一堆人。当他忽地离座手指窗外抽搐着喊出“那是我家乡的人啊”的时候，当他一进法庭就咧嘴抽泣四顾搜索前来旁听的家人时，是否充满着羞愧、恐惧、悔恨，是否想起了他辉煌与罪恶交织的过去？

　　二十五、忏悔
　　●吴卓 王槐毓 谭丽琳

　　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成长为年轻有为的副厅级干部，再堕落成一个死囚犯，戚火贵曲折的人生轨迹，令人感叹，更令人深思。

　　领导干部应该怎样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如何抵制金钱的诱惑？如何自律？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如何看待“红包”这一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其势汹汹，而被不少人视为“小节”的问题？……

　　这一连串的问号，是戚火贵这一类腐败分子带给我们党和全社会的沉重话题。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大恶极，也许是心中的良知觉醒，戚火贵被捕以后，表现出了很深的忏悔意识。

　　在审查期间，戚火贵配合办案人员，交待问题，写供述材料，还通过录像做同案犯———妻子符荣英的工作，要求她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把赃款赃物交出来。

　　在被押送去终审法庭的路上，面对本报记者，戚火贵多次流露出自己的悔罪心情。

　　他给曾工作过13年的西流农场的乡亲留下一句话：“对不起他们，给他们带来了耻辱。”

　　他涕泗滂沱地给他钟爱的独子留下12个字：“好好读书。不要吸毒。把我忘掉。”

　　他抽搐着给他的母亲留下两个字：“保重！”

　　在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上，他作了声泪俱下的陈述：

　　“我犯下的罪行是严重的，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群众。

　　我犯下的罪，毁了我的前程，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一切，连生命都要失去了。

　　我出身贫穷的家庭，能够当上领导，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我没有很好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领导，特别是在市县的领导，从我身上吸取教训。我的教训就是当上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后，失去了监督，不自觉，自己说了算，只要求别人，放松对自己思想的改造，向钱看的思想比较严重。我要是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送钱人用什么手段，拉什么样的关系，就能自己拒之门外。可是，这点我没有做到，我的教训是沉重的。 ……

　　我还年轻，希望能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因为我家里还有年老的母亲，还有很贫穷的弟妹和小孩，虽然我再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恳请司法机关根据我的立功表现，能给我一条活下来的命，让我生存下来，让我重新做人。我不会再做官，只做最低下的人。我还可以用自己的教训教育他们。有机会，我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社会做些贡献。” 但法律无情。1998年12月1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戚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判决戚火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坐着囚车走向终审法庭的戚火贵，曾对记者“展望”他“不死”的未来———回老家种地，先种粮食，等有钱了再做生意。

　　戚火贵的死刑终审裁定，现已依法送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他的最终命运如何，是生？还是死？

　　面对公正、无情的法律，戚火贵，能有“不死”的未来吗？！〔连载全文完〕

　　《海南日报》